對一個純粹的賭徒而言，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比得上拉斯維加斯。
那年秋天，我們在布魯克林的部隊開了一次會，瑞奇要我幫他鑒定一下他的足球明星卡。他說他想要打電話給他的馬票商(以賭馬和開賭盤為生的人)卡邁因(Carmine)。我告訴他：“真巧呢！我也想要找一個馬票商和我合作。” 馬票商是不隨便和人配合的，得有人替你擔保才行，所以瑞奇就幫我和卡邁因安排了一次面談。我們在位於楊克斯(Yonkers)的阿瓜維特(Aqua Vitae)餐廳見面。卡邁因是一個皮膚黝黑、身材矮小而又鬼鬼祟祟的西西裡人，他的領子總是拉得高高的，而帽沿又總是去得低低的，而且他還不停地回頭張望。我想我大概看起來不像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因為不一會兒的功夫卡邁因已經開始和我說起行話來了。例如想要下注五百美元的話就是“五分錢”，而一百美元的賭注則是以“一毛錢”來代表。他給了我幾個電話號碼，讓我在需要的時候能找到地方下注，最後他對我說：“馬提，你需要一個代號。瑞奇有時候會住在佛蒙州，你是瑞奇的朋友，那我們就叫你槭樹(Maple)好了，代表槭(楓)糖漿。” 馬提•舒華茲，又名槭糖漿。我喜歡這個主意，所以槭樹就成了我的代號。我會在星期日的早晨出門找一具公共電話，拉高我的衣領並且壓低我的帽子，鬼鬼祟祟的四處張望，然後打電話給卡邁因。“我是槭樹，”我會對著電話小聲地說：“巨人隊的賭盤如河？底特律的比分八•五嗎？好，我喜歡這個賭盤，幫我在獅子隊上面買個五分錢(五百美元)。” 卡邁因不接受支票或是信用卡，所以我開始在公寓裡找一個好地方來藏錢。
所有賭徒都有他們自己怪異的藏錢地點。我終於選定了一本我在讀研究所時買的有關聯邦稅制的書作為藏錢的地方。我發覺那本書是任何人都不會注意到的目標，而且我喜歡把賭資藏在這本書中所顯露出來的諷刺意味。“槭樹”在體育活動方面賭得還算是蠻順利的，但是在籃球季中，他有那麼一點失去控制。如果槭樹在那個時候曾經去看過精神科醫生的話，他就會知道Dubo可能是一種和異性建立穩定關係的替代品。只要槭樹的社交狀況變得愈糟，他就愈會有進場Dubo的渴望，而更糟的是在一九七二年年初時，他不但沒有任何穩定的異性關係，同時也正處於不斷輸錢的狀況中。我曾經在佛蒙州的糖楓林(Sugarbush,Vermont)參加一個滑雪俱樂部，但還是沒辦法因而和異性建立什麼特別的關係，在二月初時我已經在卡邁因那裡輸了二千美元了，這對我來說可是一筆天文數字。某個星期五的晚上，我正開著小轎車上山到那個滑雪俱樂部去，那時我已經差不多要宣告破產了。我在那周稍早時曾經南下到路易斯維爾和一家公司的總裁開會。
卡邁因有一種很奇特的賭法，叫做“如果反轉就加倍”(Double ifthen reversal)"賭法。在這種賭法裡，你可以在四種結果中任一種出現時贏錢，你有機會以五百美元賺回四千美元。我一直用我記錄賽馬、騎師，以及輪盤的方法來記錄美國大學籃球賽的比賽結果。而且在那一季接近尾聲時，我已經有了很清楚的想法，知道誰會贏得各場勝利，誰會贏得連續的勝利，或者誰只會贏得主場勝利。我挑出四場比賽來玩這種“如果反轉就加倍”的賭法。我在第四場比賽賭路易斯維爾會贏曼菲斯三•五分。因為我在路易斯維爾開會期間，每個人都在談論主教隊，而我對路易斯維爾的感覺也很棒。所以我打電話給卡邁因下注。星期六下午到晚上我開著車在山路里繞來繞去，調整收音機，想要調出最清楚的收訊，聽一聽比賽結果。當時正在下雪，我的手凍得不得了，收音機也被靜電嚴重干擾，但過了午夜後我很確定我贏了第一場和第三場比賽的賭局。只要路易斯維爾能贏四分，我就能夠脫離困境，大賺一票。我好像聽到中場休息前路易斯維爾落後十一分，或者七分，但不管他們落後多少分，聽來似乎都不大妙。我快要發瘋了。我得要知道路易斯維爾有沒有後來居上。
時間已經是清晨一點，我還把車停在滑雪俱樂部的屋外，調整著收音機。我收聽到鹽湖城的摩門教堂唱詩班、魁北克的冰上曲棍球比數、渥斯堡(Fort Worth)的牲口價格以及拉斯維加斯的拳賽結果。但是並沒有聽到路易斯維爾或曼菲斯的球賽結果報導。每個人都在俱樂部裡參加派對。這也難怪我沒有辦法和異性發展穩定的關係了。到了清晨二點，我的汽油用光了。我放棄希望，回屋裡睡覺。第二天早上除了我之外，每個人都去滑雪。我坐上車，開進城裡，買了一份紐約時報。路易斯維爾最後絕地大反攻，從落後十五分急起直追，最後以七五比七一大獲全勝。我贏了這場賭局了。我贏得了四千美元！我完全脫離困境了。當我回到城裡時，我打電話給卡邁因，問他該約在哪裡見面付錢。通常每周的賭局在星期日結束後，賭金的支付日都是下個星期二。卡邁因告訴我他下個星期二下班後會在第八十六街和第三街的交叉口和我見面，就在電影院的門前。我對於要去拿四千美元的現金感到很緊張。在紐約街頭有很多人會為了四十美元割斷你的咽喉。我可不敢想像他們為了四千美元會對我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來。當時“教父”這部電影才剛上演，排隊買票的長龍繞過了街角。當卡邁因拉高衣領、壓低帽沿走過來時，我正站在戲院的屋檐下。他推開排隊的人群走上前來，塞了四十張百元大鈔在我的手心裡。每個人都盯著我們看。我就站在大幅的電影海報旁，從一個叫卡邁因的馬票商手中接過一大疊現金。我開始想像在我到家前會有一個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漢來搶劫我，甚至把我給幹掉。我禁不住汗流浹背，直到把那四千美元放進那本聯邦稅制的書中時才安下心來。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贏過在事前就知道未來會如何發展，除非這個事情後來並沒有如預期發生。
瑞奇有一個朋友名叫比利，他是在漢茲(HHentz & Co)公司工作的一名營業員。比利總是有不少的花樣好搞。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我們三個人開車到沙拉多加(Saratoga)去玩。比利說他認識一個宣稱可以控制比賽結果的賽馬訓練師。我懷疑這個事情的真實性，但是基本上不管你是在賭馬還是在市場上操作，其實都一樣，每個人都夢想能在事情發生前先知道結果。“比利，”我說：“如果那個傢伙有什麼動作的話，讓我知道一下。” 到了下個月我們開會時，瑞奇把我拉到一旁去。“中尉，比利說他的朋友回又報出了一場比賽的明牌。有一匹馬星期四會在水道賽馬場跑第六場比賽，它的名字叫‘我的旋律’(My tune)，他說賭這匹馬穩贏。你要一起來睹一把嗎？” “這當然好啦！寶貝。” 星期一我前往銀行，領出一千美元，然後把它夾到我的聯邦稅制書中。星期二時，我告訴秘書瓊安，我在星期四下午有一個重要的會議，所以不要再幫我排其他行程。星期三，我買了一份每日賽馬報導，並且歡天喜地地發現“我的旋律”的賭盤竟然是四比一，但是在星期四的早晨，我接到一通瑞奇打來的電話。“算了吧！中尉，”他說：“我們玩不成了，我們的馬剛剛受了刮傷。”
接下來的星期一是哥倫布紀念日，但即使銀行都沒有開門，市場還是照常開盤，所以我還是進了辦公室。我正準備要出門去吃午餐時，電話鈴聲響起。是瑞奇打來的。“中尉，我們又可以進場玩了。比利剛才聽說我們的馬要在第四場比賽時出賽。我們得馬上趕到賽馬場才行。但是有個麻煩。銀行都沒有開門，所以我們根本領不出錢來。你手上有現金嗎？” “有啊，大約一千美元吧！但我把錢放在家裡了。給我一個鐘頭回去拿錢。” “把錢全部拿來，如果有更多的話也一起拿過來吧！我們下午一點的時候在比利的辦公室等你。” 這個賭馬的機會又回來了。我打電話給我哥哥傑瑞，問他手上有沒有更多現金。結果他也想要參上一角。“和我在地鐵站見面，往城郊方向的月台上，半個鐘頭後見。”我說。我抓起西裝外套，告訴瓊安：“我現在得趕去開上星期四被取消掉的那場會議。這是很重要的會。如果有任何人找我的話，我大約會在三點或三點半左右回來。” 我下樓跑到地鐵華爾街站，搭上了往城郊去的列車。我在四十二街那一站下車，和傑瑞碰面，問他拿了一百美元，然後又跳上地鐵。我在七十七街那站下車，跑步到我那間位於雷克辛頓街和公園大道之間的公寓，從那本聯邦稅制書中抓起一千美元，再跑回地鐵站，搭車回頭到第五十九街下車。我的表上顯示時間是一點零五分。漢茲公司的辦公室就在五十九街和公園大道的轉角上。瑞奇和比利正在大門外的階梯上等著我。“你拿到錢了嗎？”比利問我。 我拿出那疊鈔票給他看，我們隨後跳上一部計程車。我丟一張二十美元的鈔票給司機，告訴他：“水道賽馬場，請開怏點！” 我們趕到賽馬場時，第三場比賽正好才剛剛結束。我借給瑞奇和比利三百美元，然後自己下注八百美元在“我的旋律”身上。當時它的賭盤開出來是七比二，而那場比賽是我所看過最棒的一場。“我的旋律”以二•五個馬身的距離贏得了比賽，在比賽的過程中我們不停地大聲喊叫、尖叫，互相拍著彼此的背，上下跳躍個不停。我贏了二千八百美元。
這是我第一次靠內線消息而獲利，這種感覺讓我更覺得這筆錢贏的滋味格外甜美。瑞奇和比利還要留下來接著下注別場比賽，而我還得趕回辦公室去。我拿出一個二五美分的硬幣，漫步走向地鐵站。我看到賽馬場外的車道上停滿了一排排大型禮車，心裡想，“慢著，你這個混球！你剛剛才贏了二千八百美元。口袋裡放了超過四千一百美元的現金，還去搭什麼鬼地鐵啊？”我花了四十美元，為自己雇了一輛禮車，然後愉愉快快、風風光光地坐車回到辦公室。在一九七二年，我發現了納紹(Nassau)群島當中的天堂島(Paradise Island)。你從紐約只需要飛二個半鐘頭，再付個幾塊錢過橋費就可以到達那裡。那個地方簡直就是水道賽馬場、笛翁和拉斯維加斯的混合體。那裡有相當多的綠蔭和流水，也有很多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歐洲人，與很多好玩的活動。但是天堂島不像拉斯維加斯那樣，那裡是許多成雙成對的人去玩的地方，而非單身漢的天堂。由於我從來都沒辦法和任何一個看起來像樣的異性約會，所以在我沒結婚前，去天堂島玩的次數就遠低於拉斯維加斯。
後來我認識了奧黛莉。當我們在討論去哪裡度蜜月時，我心中除了天堂島已經沒有第二個選擇了。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我們在紐約度過新婚之夜，第二天一大早就搭上前往納紹的班機。我在勞斯飯店訂了一間面海的蜜月套房。我們在中午時住進飯店，當奧黛莉打開行李時，我已經抓起電話開始和我在貝爾•史騰的營業員連上了線。我連在度蜜月時都不忘記要繼續賺錢。那裡的娛樂城在下午一點開始營業，所以在十二點五十五分時我結束了電話，然後歡呼一聲：“奧黛莉，該是我們找點樂子的時候了！” “我馬上就出來，巴奇。”她以性感的語調從浴室回應。我看了看我的手錶，“好吧！快點吧!甜心。我現在可正在興頭上呢！” 浴室的門打開了，奧黛莉穿著一件薄紗睡衣站在門口，左手拿著一瓶香檳，右手拿一盒草莓巧克力。“嘿，你在幹什麼？”我說：你幹嘛穿成這個樣子？娛樂城在一點整就開始營業了。我們會來不及去好好玩幾把的。奧黛莉一句話沒有說。她只是轉身走回浴室裡，放下那盒草莓和香檳，把門鎖起來。她想像中那個羅曼蒂克的天堂島蜜月之旅剛剛被我給搞壞了。她現在才發覺，她所嫁的那個渾球心裡所謂的享樂，只不過是想跑去娛樂城贏錢而已。
把你的優先順序弄清楚！
我已經不再常去玩牌、賭馬或跑去娛樂城廝混了。當奧黛莉和我在七八年的夏天設定了我的“計劃”之後，我把我的娛樂城轉移到股票、選擇權，以及史坦普指數期貨市場上。但是我並沒有忘記我在艾迪•柯漢家的地下室、水道賽馬場、欣斯岱爾、歐洲、拉斯維加斯、阿瓜維特餐廳，以及天堂島那裡所學到的人生課程。愈來愈多嶄新的金融工具在這場金錢遊戲中出現，操作行為也漸漸地從交易場中轉移到電腦系統裡，愈來愈多的操盤手在像哈佛大學、賓大華頓商學院(Wharton)、巴黎索爾邦(Sorbonne)大學，以及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學習他們的課程。學歷固然重要，但是全世界所有名校的學位在交易場開盤鐘聲響起時都嫌不足。我從許多前來找我尋求建議的年輕人身上看出這一點。除非他們在內心深處已經有了深刻的體會，否則他們沒有辦法遵守操作紀律，沒有辦法在關鍵時刻扣下板機，也沒有辦法成為真正的市場贏家。
沒有人能夠持續地在拉斯維加斯贏錢，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個中好手的話，你可以在部分時間裡贏錢，而在其他時間內控制虧損，那你倒是有辦法每一回去玩都樂在其中，不至於敗興而歸。但這必須是在你能夠恪守操作紀律的狀況下才行。娛樂城都希望你靠勇氣和直覺來Dubo，而非用你的頭腦來Dubo，而且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來打斷你的注意力。他們提供無限制的酒類飲料、穿著涼快的女人，以及無止盡的娛樂，一天二十四小時，每周七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不間斷。我最喜歡的賭戲是擲骰子。這非常像在交易場中做交易的特性——節奏怏、噪音大、人群擠，而且也都有很多的金錢在其中流動。十二個玩家斜靠在賭桌旁看著每一擲，急著要看出誰是贏家。當有人開始擲骰子時，籌碼在空中飛舞，旁邊的人群向前擠得更緊，女人則向場子外面靠過去，每個人的呼吸都變得很沈重，旁邊的呼喊聲更加大了分貝。這感覺真的好像我在交易場裡站在小雞、法蘭尼和肥麥克的身旁一樣。我是一個“不棄權”(Dontt pass)型的玩家，意思是說我總和擲骰子的人對賭。不論你是否和擲骰子的人對賭，獲勝的機率其實都是相同的，但大部份的人都下注擲骰子的人會贏。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不希望和那些穿著藍色的休閒衫，在胸前開叉的地方掛著一大塊金牌的鄉巴佬，或者是穿著有亮片迷你裙，總是在擲骰子前往手裡吐一口唾沫的肥胖女人站在同一陣線上。我希望他們都擲得很糟，這樣我才能贏錢。所以基本上，每個在骰子賭桌旁的人，甚至包括那些靠贏錢的人打賞的娛樂城職員，都討厭我。不過這一點並不會困擾到我。不管是存骰子賭桌上或是在交易場裡，輸家、永遠痛恨贏家。
